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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简介,苏轼生平简介,关于苏轼的资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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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作者小传:

【作者小传】

苏轼(1037—1101)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)人。父苏洵,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。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(1057年)的进士,官至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、礼部尚书。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,遭贬。卒后追谥文忠。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,文学巨匠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其文纵横恣肆,其诗题材广阔,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独具风格。词开豪放一派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,有《东坡全集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。

补充资料:

苏轼(1037年1月8日-1101年8月24日)字子瞻,又字和仲,号“东坡居士”,世称“苏东坡”。汉族,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,北宋时为眉山城)人,祖籍栾城。北宋著名散文家、书画家、词人、诗人,是豪放词派的代表。和父亲苏洵,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。苏轼是苏洵的次子(苏洵长子夭折),1057年(嘉祐二年),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。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。

生平

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(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)生于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)。苏轼的父亲苏洵,即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,始发愤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奋虽晚,但用功甚勤。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,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。当然,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,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,更不能年未及冠即“学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”,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。

1056年(嘉祐元年),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,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翌年,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,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,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,为了避嫌,使他只得第二。

1061年(嘉祐六年),苏轼应中制科考试,即通常所谓的“三年京察”,入第三等,为“百年第一”,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,丁忧扶丧归里。1069年(熙宁二年)服满还朝,仍授本职。他入朝为官之时,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,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,此时神宗即位,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苏轼的许多师友,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,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,被迫离京。朝野旧雨凋零,苏轼眼中所见,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“平和世界”。

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,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,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,认为新法不能便民,便上书反对。这样做的一个结果,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,不容于朝廷。于是苏轼自求外放,调任杭州通判。从此,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。

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,任满后,被调往密州(今山东诸城)、徐州、湖州等地,任知州县令。政绩显赫,深得民心。

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,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当时有人(李定等人)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,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。1079年(元丰二年),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,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,网织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网罗罪名,被捕入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坐牢103天,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,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出狱以后,苏轼被降职为黄州(今湖北黄冈市)团练副使(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)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,并无实权,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,苏轼到任后,心情郁闷,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,写下了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千古名作,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。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,种田帮补生计。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。

宋神宗(1084年元丰七年),苏轼离开黄州,奉诏赴汝州就任。由于长途跋涉,旅途劳顿,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,且路费已尽,再加上丧子之痛,苏轼便上书朝廷,请求暂时不去汝州,先到常州居住,后被批准。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,神宗驾崩。

年幼的哲宗即位,高太后听政,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,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(今山东蓬莱)。四个月后,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。在朝半月,升起居舍人,三个月后,升中书舍人,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(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,三品),知礼部贡举。

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,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,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
他对旧党执政后,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,由此,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,于是又遭诬告陷害。

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,又不能见谅于旧党,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,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,疏浚西湖,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,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

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,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但1091年(元祐六年),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,外放颍州。 1093年(元祐八年)高太后去世,哲宗执政,新党再度执政,第二年6月,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,再次被贬至惠阳(今广东惠州市)。1097年,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(昌化军,今海南)。据说在宋朝,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后徽宗即位,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1101年(元符三年)大赦,复任朝奉郎,北归途中,于1101年8月24日(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)卒于常州(今属江苏)。葬于汝州郏城县(今河南郏县),享年六十四岁,御赐谥号文忠(公)。

诗词

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,其诗内容广阔,风格多样,而以豪放为主,笔力纵横,穷极变幻,具有浪漫主义色彩,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叶燮(字星期)《原诗》说:“苏轼之诗,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,天地万物,嬉笑怒骂,无不鼓舞于笔端。”璧电考《瓯北诗话》说:“以文为诗,自昌黎始,至东坡益大放厥词,别开生面,成一代之大观。……尤其不可及者,天生健笔一枝,爽如哀梨,快为并剪,有必达之隐,无难显之情,此所以继李、杜后为一大家也,而其不如李、杜处亦在此。”其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比喻,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。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,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。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代很有影响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、《水调歌头·丙辰中秋》传诵甚广。诗文有《东坡七集》等。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,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,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。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,扩大到词的领域,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,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,扩大了词的题材,丰富了词的意境,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,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名作有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,开豪放词派的先河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刘辰翁在《辛稼轩词序》说:“词至东坡,倾荡磊落,如诗,如文,如天地奇观。”

1079年7月,苏轼在湖州任上,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,次年元月,被流放至黄州。诗案之前,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,苏轼历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,政绩卓著。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,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而诗案之后,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,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,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、转向人生体悟。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,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,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,收敛平生心,我运物自闲,以达豁然恬淡之境。

以乌台诗案为界,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。在贯穿始终的“归去”情结背后,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,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——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

首先,在题材上,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“具体的政治忧患”,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“宽广的人生忧患”,嫉恶如仇,遇有邪恶,则“如蝇在台,吐之乃已”。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。黄州贬谪生活,使他“讽刺的苛酷,笔锋的尖锐,以及紧张与愤怒,全已消失,代之而出现的,则是一种光辉温暖、亲切宽和的识谐.醇甜而成熟,透彻而深入。”

其次,在文化上,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。

前期,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,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; 后期,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,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,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。他深受佛家的“平常心是道”的启发,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,并乐在其中。

第三,在风格上,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、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;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、朴质清淡,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。

就词作而言,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,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,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,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,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。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,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。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,也有娱宾遣兴,秀丽妩媚的姿采。诸如咏物言情、记游写景、怀古感旧、酬赠留别,田园风光、谈禅说理,几乎无所不包,绚烂多姿。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,其间大有庄子化蝶、物我皆忘之味。至此,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、歇斯底里的狂吼、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。其题材渐广,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。

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:

一、 豪放风格

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。他以充沛、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,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。

二、 旷达风格

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,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、避开乱世、期待和平的愿望。

三、 婉约风格

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,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,格调健康高远,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。

苏轼的诗全集

苏轼作品评述:

【作品评述】

轼(一○三七~一一○一)字子瞻,自号东坡居土,眉山人,有“东坡集”、“后集”、“续集”。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,在散文、诗、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。他批评吴道子的画,曾经说过: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,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,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。后面一句说“豪放”要耐人寻味,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。前面一句算得“豪放”的定义,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,就是:“从心所欲,不俞矩”;用近代术语来说,就是: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,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,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。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,作文该像“行云流水”或“泉源涌地”那样的自在活泼,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“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”。李白以后,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“豪放”。

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、新鲜和贴切,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“博喻”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,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。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“车轮战法”,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,本相毕现,降伏在诗人的笔下。在中国散文家里,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;例如庄周的“天运”篇连用“刍狗已陈”、“舟行陆、车行水”、“猿狙衣服”、“桔槔”、“柤梨橘柚”、“丑人学西施”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,韩愈的“送石处士序”连用“河决下流”、“驷马驾轻车就熟路”、“烛照”、“数计”、“龟卜”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。在中国诗歌里,“诗经”每每有这种写法,像“国风”的“柏舟”连用镜、石、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,“小雅”的“斯干”连说“如跂斯翼,如矢斯棘,如鸟斯革,如翠斯飞”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。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,例如“送无本师”先有“蛟龙弄角牙”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,又有“蜂蝉碎锦缬”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,或像“峋嵝山”里“科斗拳身薤倒披”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。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“百步洪”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:“有如兔走鹰隼落,骏马下注千丈坡,断弦离柱箭脱手,飞电过隙珠翻荷”,四句里七种形象,错综利落,衬得“诗经”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。其他像“石鼓歌”里用六种形象来讲“时得一二遗八九”,“读孟郊诗”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“佳处时一遭”,都是例证。词里像贺铸“青玉案”的有名结句把“烟草”、“风絮”、“黄梅雨”三者来比“闲愁”,就是“博喻】的佳例,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“花心动·闺情”用“风里杨花”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(“全宋词”六百五十二页)。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,很注意比喻;在这一点上,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

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,所以批评家嫌他“用事博”、“见学矣然似绝无才”、“事障”、“如积薪”、“窒、积、芜”、“獭祭”,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“故实小说”和“街谈巷语”,都能够“入手便用,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”。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“韵高而才短,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”,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。同时,这种批评,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:“专主情致而少故实,譬如贫家美女,虽极妍丽丰逸,而终乏富贵态”,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。

不用说,笺注家纷纷给这种诗吸引。在北宋早有赵次公等五家注的苏诗,南宋到清又陆续添了十多家的注本,王文诰的夸大噜囌而绝少新见的“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”在清代中叶做了些总结工作;其他像沈钦韩的“苏诗查注补正”和张道的“苏亭诗话”卷五都算得规模比较大的增补。最可惜的是陆游没有肯替苏轼的诗集作注,这跟杜甫和李白的“樽酒细论文”没有记录一样,是文学史上的大憾事。

--钱钟书<宋诗选注>

苏轼所属年代: